不论商办、官办，或者说，不论“私有”还是“公有”，关卓凡以为，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，必须“计划经济”。
工业化早期，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，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，此非“计划经济”不能办。“公有”固如此，“私有”亦然。原时空的日本、韩国，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“经济起飞”阶段，莫不如是。
“计划经济”的实施，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。像现在的朝廷，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，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，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，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“计划经济”的实施的。
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，连“地球是圆的”都无法想象，不可指望通过辩论、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，只能硬干，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，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。
比如修铁路、架电报线，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“妨地气、害神元”才办得？
那还能办成什么事？
谭嗣同说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之所以不昌也；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
关卓凡认为，“流血”没错，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，要流的，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。
为此，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。
至于“启发民智”什么的，根本缓不济急。宣传很重要，但以中国之现状，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，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，完全与虎谋皮；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，死水微澜，一点用处都没有的。
这些，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。
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工业化一定会动中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——地主和士绅阶级的奶酪的。
两汉以来，这个阶级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真正的统治阶级，皇帝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。
清朝后期，支持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的统治的主要力量，已经不是旗人，而是汉族的士绅和地主阶层。这一点，慈禧和恭王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。
当满清贵族集团可以代表汉族地主士绅利益，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就可以维持；一旦汉族士绅地主认为你不能代表我的利益，比如你弄个什么“皇族内阁”出来，爱新觉罗家就得下台滚蛋了。
这个阶层，控制着资金、土地、劳动力，还有基层政权。
工业化需要的，恰好是资金、土地、劳动力。另外。工业化是一种高度分工、有序组合的生产活动，必须通过基层政权，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。
你有的，我都想要。
关卓凡自问没有能力将这个阶层连根拔起，如何控制、削弱、演化这个阶层，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与之共存。是关卓凡今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。
这个“控制、削弱、演化”的过程再小心翼翼，也会引发激烈的反应和冲突，甚至战争。
这一切，通通需要“高度集权”。
欲行“高度集权”，关卓凡就必须先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。
这条路上，其他的都好说，唯有一个障碍。或者说是“心理障碍”：慈禧。
毕竟，她也算是“他的女人”。
这个时候的慈禧，对国家来说，所作所为还是很正面的。
简贤任能，支持汉员和洋务，能够